越南政府宣布废除计划生育政策，全面取消对子女数量的限制，以应对人口密集型经济的缺口。

　　2.然而，越南年轻人不生并非出于观念保守，而是出于成本理性，如住房负担、育儿资源缺乏和职场生育歧视。

　　3.面对人口危机，越南政府将生育权制度化释放，作为经济救援手段，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但政策本身的结构性困境并未解开。

　　4.由于缺乏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、托育等基础性制度托底，单纯的生育鼓励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效果，甚至可能加剧结构失衡。

　　5.越南未来的发展或许更需要转向以“人”为中心的政策设计路径，关注人的发展而非仅仅服务于产业的稳定。

　　6月4日，越南政府宣布废除自1980年代起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全面取消对子女数量的限制，允许家庭自主决定生育数量与节奏。该决议以“尊重家庭选择”为名，释放出一种自由化信号，但政策推出的时机和背景，却揭示了更深的结构危机。

　　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.91，首次跌破2.0，而胡志明市、河内等城市的生育率更低，部分城区接近1.4。这一数字不仅低于“人口更替水平”（2.1），甚至已接近发达国家典型的“人口停滞临界点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。越南15至64岁劳动人口在2023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67.8%，低于2015年的70.2%，并持续下降。联合国预测，到2035年越南人口将出现净负增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在制造业集中区域，如北宁省和平阳省，多家外资企业报告招工困难，尤其在技能型和稳定性岗位上，人员流动率极高。

　　在这一背景下，“放开生育”不仅是一次政策调整，更像是一场战略性人口抢救。越南不是在等待更多孩子来参与未来社会建设，而是在试图以更高的出生率，维持眼下摇摇欲坠的制造业体系。

　　要理解越南为何如此焦虑地重启人口引擎，就不得不回顾其三十年经济路径所埋下的制度伏笔。

　　自1986年“革新开放”以来，越南的主要发展战略是吸引外资、承接产业链转移，构建出口导向型制造体系。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紧张背景下，越南成为众多跨国公司“转移生产”的首选地之一。三星、英特尔、富士康、耐克等品牌相继落地，越南由此获得“新世界工厂”之誉。

　　从2008年至2022年，越南每年约有10万至14万人赴海外劳务输出，占据劳动人口的重要比例。在国内，制造业高密度布局于北部工业走廊与南部工业园，低工资、低保障、高强度的雇佣制度维持着出口规模快速扩张。

　　2024年，越南电子类产品出口总额接近1140亿美元，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%以上，其中仅三星一家企业就贡献了约20%的出口量。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估算，全国GDP的14.5%由三星一家拉动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这种增长是建立在“人本身就是成本优势”的假设上。即：只要人够多、够便宜，就可以维持产业竞争力；只要工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，就能吸引更多订单。

　　2023年，胡志明市人力市场报告显示，制造业平均招聘周期延长了27%，同时缺口岗位总数同比增长13%。在纺织、电器装配、塑料成型等行业，一线人民币），高于柬埔寨与缅甸，逐渐失去“性价比”优势。

　　从根本上讲，这一制造体系并非技术驱动或内需驱动，而是人口驱动。人口成为资源，被资本捕捉、配置、调动。一旦人口增长放缓、青年人口减少，整个模式便陷入结构性危机。

　　越南政府显然试图用“生育自由”来刺激人口回补。但现实中，年轻人不生，并非出于观念保守，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而是出于成本理性。

　　首先是住房负担。根据2023年胡志明市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，该市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超过20倍。在中产聚集的第七郡（胡志明市的一个行政区），一套70平米商品房售价超过15万美元，而普通青年家庭年收入不足6000美元。即便动用三代积蓄，也难以支付首付。

　　其次是育儿资源缺乏。2024年，全国公立托育机构覆盖率不足30%，幼儿园床位普遍紧张。许多城市家庭被迫将子女送入私立托班，每月费用高达250美元，占据年轻家庭收入的40%以上。

　　再次是职场生育歧视。女性劳动力在制造业占比接近60%，但产假成本几乎由企业全额承担，导致用人单位普遍对已婚女性设置隐性门槛。调查显示，在胡志明市和河内，35%的年轻职业女性表示“不会考虑在工作期间怀孕”，20%甚至计划“不育”。

　　而对于农村青壮年而言，出国务工仍是最具确定性的上升通道。2023年，赴韩、赴日劳务合同签发量超过14.3万人次，创历史新高。这部分人口几乎被从本国劳动力池中“抽空”，回国生育的可能性随之消失。

　　归根到底，年轻人不是不想生，而是在一套高成本、低保障、缺乏制度托底的社会结构中，不敢生、不愿生。

　　越南的导火索，并不是人口问题，但人口结构的骤然失衡，却成为整个系统性危机被放大的临界点。

　　2022年10月，西贡商业银行突发挤兑事件，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民众拉横幅围堵网点，要求提取存款。据越南国家银行披露，该行坏账率高达97.08%，约1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，相当于全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，约占当年GDP的5.6%。

　　这一事件撕开了越南金融系统的裂口。大量房地产商、地方政府、私营企业以西贡商行为资金通道，循环放贷、虚构资本、加杠杆投资房产。在楼市高速扩张期，这种模式看似繁荣，但当美联储自2022年起开启史上最长加息周期，资本成本飙升、美元回流、外资撤离，越南的“输血经济”顿时失速。

　　汇率贬值幅度一度超过15%，外币债务激增，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，大量开发商违约停工，制造业投资遭遇抽资潮。股市、汇市、债市连锁，银行互保体系失灵，房地产价格暴跌。人们终于意识到，这不是一场个案欺诈，而是全国金融结构的系统性失控。

　　然而，更令人警惕的是：在这场危机中，人口问题并非被遗忘，而是被推上了“护盘工具”的台前。

　　在西贡商行危机引发系统性风险后，越南政府逐步将‘优化人口结构’纳入国家发展议程。据卫生部与多部门联合草拟的政策文件显示，2024年起，相关法规已将‘出生人口增长率’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之一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当国家财政系统已然失衡，产业升级陷入停滞时，“多生”被当作替代“多投”的手段。在劳动力、金融、房地产三大系统都失稳的背景下，越南政府把“新一代人口”设想为新的经济结构支柱。

　　人口危机的加速，不仅让经济模型露出裂缝，也迫使越南政策制定层将生育权制度化释放，作为经济救援手段。

　　2025年发布的新政策中，政府除废止所有计划生育限制外，还同步推出一揽子鼓励措施：包括对第二孩以上家庭的现金补贴、延长产假、税收减免、住房分配优先、托育设施投资以及生育贷款支持等。

　　计划与投资部官员在通报会上称：“越南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基础，取决于今天的出生人口。”

　　这句话说得毫不掩饰，其实是在承认：当人口红利失效时，我们没有其他工具；当外资撤离、制造业用工荒蔓延，我们只剩下生育这个制度性环节。

　　补贴规模有限。中央财政拨款难以覆盖庞大人口基数，各地对补贴额度与申请条件设限极多，难以形成真正的吸引力；

　　配套制度缺失。住房依旧高价，托育资源滞后，公共医疗财政紧张，地方政府债务重压之下难以同步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；

　　劳动力结构错配。青年人口多集中在城市租赁区和工业园，长期缺乏稳定居住环境与社会网络，不具备长期抚养子女的基础。

　　这些问题使得越南的人口政策陷入了一种“制度虚拟性”困局——愿望诚恳，手段无力。因此这些举措的直接目标，似乎最终变成了稳住资本。

　　在2023年至2024年间，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首次为负。大量韩国、日本与中国台湾企业收缩在越产能，部分已迁往印尼、菲律宾、印度等地。2025年1月，外国投资者净卖出6.4万亿越南盾（约2.53亿美元）的越南股票，是前一个月（2024年12月）的将近三倍，而在2025年2月的第一周，又卖出了4.2万亿越南盾。

　　越南试图用“我们还有人”的姿态来证明自身依旧是“最具活力的产能承接地”。而“自由生育”恰恰成为一种“人力储备政策”，本质上是为继续维系人口型产业经济而投下的筹码。

　　2015年，越南房地产开始引入外资开发权时，便允许外籍人士购房，并开放租售盈利转汇机制；2016年在金融危机苗头初现时，也曾通过劳务输出政策提高国家劳动力输出换汇能力。

　　这类“头痛医头，脚痛治脚”的经济应急机制，构建了一种极度脆弱的国家逻辑：当资本要走，就“卖地”；当外汇不足，就“送人”；而如今，轮到“多生”来补未来。

　　诚然，人口规模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供给、消费结构与产业承载力，但人口政策本质上仍需服务于人的发展，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产业的稳定。若缺乏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、托育等基础性制度托底，单纯的生育鼓励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效果，甚至可能加剧结构失衡。

　　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和本土发展瓶颈，越南未来的发展或许更需要转向以“人”为中心的政策设计路径——不仅关注“生多少”，更重视“怎么养”“能否用”“愿不愿留”。

　　这场人口政策的转向，或许并不能立即带来显著的增长动能，但它所激发的制度反思，可能正是越南在步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关口前，所需的一次重要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