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南政府宣布废除计划生育政策,全面取消对子女数量的限制,以应对人口密集型经济的缺口。
2.然而,越南年轻人不生并非出于观念保守,而是出于成本理性,如住房负担、育儿资源缺乏和职场生育歧视。
3.面对人口危机,越南政府将生育权制度化释放,作为经济救援手段,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但政策本身的结构性困境并未解开。
4.由于缺乏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、托育等基础性制度托底,单纯的生育鼓励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效果,甚至可能加剧结构失衡。
5.越南未来的发展或许更需要转向以“人”为中心的政策设计路径,关注人的发展而非仅仅服务于产业的稳定。
6月4日,越南政府宣布废除自1980年代起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,全面取消对子女数量的限制,允许家庭自主决定生育数量与节奏。该决议以“尊重家庭选择”为名,释放出一种自由化信号,但政策推出的时机和背景,却揭示了更深的结构危机。
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,2024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.91,首次跌破2.0,而胡志明市、河内等城市的生育率更低,部分城区接近1.4。这一数字不仅低于“人口更替水平”(2.1),甚至已接近发达国家典型的“人口停滞临界点”。
与此同时,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。越南15至64岁劳动人口在2023年占全国人口比重为67.8%,低于2015年的70.2%,并持续下降。联合国预测,到2035年越南人口将出现净负增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在制造业集中区域,如北宁省和平阳省,多家外资企业报告招工困难,尤其在技能型和稳定性岗位上,人员流动率极高。
在这一背景下,“放开生育”不仅是一次政策调整,更像是一场战略性人口抢救。越南不是在等待更多孩子来参与未来社会建设,而是在试图以更高的出生率,维持眼下摇摇欲坠的制造业体系。
要理解越南为何如此焦虑地重启人口引擎,就不得不回顾其三十年经济路径所埋下的制度伏笔。
自1986年“革新开放”以来,越南的主要发展战略是吸引外资、承接产业链转移,构建出口导向型制造体系。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紧张背景下,越南成为众多跨国公司“转移生产”的首选地之一。三星、英特尔、富士康、耐克等品牌相继落地,越南由此获得“新世界工厂”之誉。
从2008年至2022年,越南每年约有10万至14万人赴海外劳务输出,占据劳动人口的重要比例。在国内,制造业高密度布局于北部工业走廊与南部工业园,低工资、低保障、高强度的雇佣制度维持着出口规模快速扩张。
2024年,越南电子类产品出口总额接近1140亿美元,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%以上,其中仅三星一家企业就贡献了约20%的出口量。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估算,全国GDP的14.5%由三星一家拉动。
问题在于,这种增长是建立在“人本身就是成本优势”的假设上。即:只要人够多、够便宜,就可以维持产业竞争力;只要工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,就能吸引更多订单。
2023年,胡志明市人力市场报告显示,制造业平均招聘周期延长了27%,同时缺口岗位总数同比增长13%。在纺织、电器装配、塑料成型等行业,一线人民币),高于柬埔寨与缅甸,逐渐失去“性价比”优势。
从根本上讲,这一制造体系并非技术驱动或内需驱动,而是人口驱动。人口成为资源,被资本捕捉、配置、调动。一旦人口增长放缓、青年人口减少,整个模式便陷入结构性危机。
越南政府显然试图用“生育自由”来刺激人口回补。但现实中,年轻人不生,并非出于观念保守,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而是出于成本理性。
首先是住房负担。根据2023年胡志明市地产业协会发布的报告,该市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超过20倍。在中产聚集的第七郡(胡志明市的一个行政区),一套70平米商品房售价超过15万美元,而普通青年家庭年收入不足6000美元。即便动用三代积蓄,也难以支付首付。
其次是育儿资源缺乏。2024年,全国公立托育机构覆盖率不足30%,幼儿园床位普遍紧张。许多城市家庭被迫将子女送入私立托班,每月费用高达250美元,占据年轻家庭收入的40%以上。
再次是职场生育歧视。女性劳动力在制造业占比接近60%,但产假成本几乎由企业全额承担,导致用人单位普遍对已婚女性设置隐性门槛。调查显示,在胡志明市和河内,35%的年轻职业女性表示“不会考虑在工作期间怀孕”,20%甚至计划“不育”。
而对于农村青壮年而言,出国务工仍是最具确定性的上升通道。2023年,赴韩、赴日劳务合同签发量超过14.3万人次,创历史新高。这部分人口几乎被从本国劳动力池中“抽空”,回国生育的可能性随之消失。
归根到底,年轻人不是不想生,而是在一套高成本、低保障、缺乏制度托底的社会结构中,不敢生、不愿生。
越南的导火索,并不是人口问题,但人口结构的骤然失衡,却成为整个系统性危机被放大的临界点。
2022年10月,西贡商业银行突发挤兑事件,DG视讯·(中国区)官方网站民众拉横幅围堵网点,要求提取存款。据越南国家银行披露,该行坏账率高达97.08%,约14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,相当于全国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,约占当年GDP的5.6%。
这一事件撕开了越南金融系统的裂口。大量房地产商、地方政府、私营企业以西贡商行为资金通道,循环放贷、虚构资本、加杠杆投资房产。在楼市高速扩张期,这种模式看似繁荣,但当美联储自2022年起开启史上最长加息周期,资本成本飙升、美元回流、外资撤离,越南的“输血经济”顿时失速。
汇率贬值幅度一度超过15%,外币债务激增,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,大量开发商违约停工,制造业投资遭遇抽资潮。股市、汇市、债市连锁,银行互保体系失灵,房地产价格暴跌。人们终于意识到,这不是一场个案欺诈,而是全国金融结构的系统性失控。
然而,更令人警惕的是:在这场危机中,人口问题并非被遗忘,而是被推上了“护盘工具”的台前。
在西贡商行危机引发系统性风险后,越南政府逐步将‘优化人口结构’纳入国家发展议程。据卫生部与多部门联合草拟的政策文件显示,2024年起,相关法规已将‘出生人口增长率’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之一。
也就是说,当国家财政系统已然失衡,产业升级陷入停滞时,“多生”被当作替代“多投”的手段。在劳动力、金融、房地产三大系统都失稳的背景下,越南政府把“新一代人口”设想为新的经济结构支柱。
人口危机的加速,不仅让经济模型露出裂缝,也迫使越南政策制定层将生育权制度化释放,作为经济救援手段。
2025年发布的新政策中,政府除废止所有计划生育限制外,还同步推出一揽子鼓励措施:包括对第二孩以上家庭的现金补贴、延长产假、税收减免、住房分配优先、托育设施投资以及生育贷款支持等。
计划与投资部官员在通报会上称:“越南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基础,取决于今天的出生人口。”
这句话说得毫不掩饰,其实是在承认:当人口红利失效时,我们没有其他工具;当外资撤离、制造业用工荒蔓延,我们只剩下生育这个制度性环节。
补贴规模有限。中央财政拨款难以覆盖庞大人口基数,各地对补贴额度与申请条件设限极多,难以形成真正的吸引力;
配套制度缺失。住房依旧高价,托育资源滞后,公共医疗财政紧张,地方政府债务重压之下难以同步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;
劳动力结构错配。青年人口多集中在城市租赁区和工业园,长期缺乏稳定居住环境与社会网络,不具备长期抚养子女的基础。
这些问题使得越南的人口政策陷入了一种“制度虚拟性”困局——愿望诚恳,手段无力。因此这些举措的直接目标,似乎最终变成了稳住资本。
在2023年至2024年间,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首次为负。大量韩国、日本与中国台湾企业收缩在越产能,部分已迁往印尼、菲律宾、印度等地。2025年1月,外国投资者净卖出6.4万亿越南盾(约2.53亿美元)的越南股票,是前一个月(2024年12月)的将近三倍,而在2025年2月的第一周,又卖出了4.2万亿越南盾。
越南试图用“我们还有人”的姿态来证明自身依旧是“最具活力的产能承接地”。而“自由生育”恰恰成为一种“人力储备政策”,本质上是为继续维系人口型产业经济而投下的筹码。
2015年,越南房地产开始引入外资开发权时,便允许外籍人士购房,并开放租售盈利转汇机制;2016年在金融危机苗头初现时,也曾通过劳务输出政策提高国家劳动力输出换汇能力。
这类“头痛医头,脚痛治脚”的经济应急机制,构建了一种极度脆弱的国家逻辑:当资本要走,就“卖地”;当外汇不足,就“送人”;而如今,轮到“多生”来补未来。
诚然,人口规模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供给、消费结构与产业承载力,但人口政策本质上仍需服务于人的发展,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产业的稳定。若缺乏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、托育等基础性制度托底,单纯的生育鼓励未必能够实现预期效果,甚至可能加剧结构失衡。
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和本土发展瓶颈,越南未来的发展或许更需要转向以“人”为中心的政策设计路径——不仅关注“生多少”,更重视“怎么养”“能否用”“愿不愿留”。
这场人口政策的转向,或许并不能立即带来显著的增长动能,但它所激发的制度反思,可能正是越南在步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关口前,所需的一次重要调整。